今年6月，《商标法》自1983年施行以来进行了首次全面修订，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施行。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、副局长芮文彪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“开局起步‘十五五’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此次修法标志着我国商标领域立法从“局部修改”转向“系统完善”。
新法突出诚实守信，完善商标注册条件和驰名商标制度，加大商标管理力度，从严监管商标代理，并进一步明确商标注册、管理、执法等部门职责，完善商标案件行刑衔接和跨部门协作机制。
就在新法落地准备推进之际，一场围绕商标保护与创造力的圆桌讨论近日在京举行，讨论没有停留在商标注册和法律条文上，而是把问题落到现实中：侵权为何发生？为什么难以禁绝？它伤害的是否只是被仿冒的品牌？
知识产权侵权影响企业、消费者和市场
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法律事务处处长、原中华商标协会副秘书长臧宝清认为，商标侵权背后最直接的动因是经济利益。权利人经过研发、设计和市场投入形成品牌商誉，侵权者却可能以较低成本攫取相关成果。刑事保护入罪门槛、民事赔偿额度和较高维权成本等因素，也使部分侵权行为仍有较大的获利空间。
更棘手的是侵权方式本身的变化。臧宝清观察，早期侵权往往是直接复制标识，如今则逐渐呈现公司化、链条化特征，方式更加隐蔽。单看一个主体或一种行为，可能难以判断侵权；只有把相关主体和行为串联起来，完整的侵权样态才会显现，这也增加了查处和打击的难度。
技术变化又带来了新的问题。乐高集团副总裁、亚太及中国区总法律顾问罗灿说，线上空间的执法仍需进一步改进，AI和生成式技术使侵权变得更容易，执法却可能更加困难。面对各类AI应用和平台，如何在新的技术环境中保护品牌，需要更强的专业化能力。
针对这些变化，臧宝清提到，商标保护可以同时运用刑事、民事和行政手段。2025年“两高”出台新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，进一步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。民事保护中的举证妨碍制度和惩罚性赔偿，可以提高侵权成本。此外，行政执法成本较低、效率较高，但需要权利人和公众积极投诉举报、提供线索。对于线上侵权，电商平台应从审核、技术监测和平台惩戒等环节把关，权利人也要及时固定店铺销量、消费者评价等证据。
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，罗灿表示乐观。她说，近年来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立法上，也体现在执法专业化程度上。检察官、法官、警方和行政执法人员对实际问题的理解不断加深，也更加清楚如何提升执法实效。
对企业而言，侵权不仅会损害长期建立的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任，也迫使法律团队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处理纠纷。这些原本可以用于产品创新的资源，转而被消耗在维权上。“因此，知识产权保护不只是为企业争取经济赔偿，还关系到公平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继续创新的信心。”罗灿说。
受损的也不只是权利人。臧宝清表示，当市场上出现假货，消费者不仅可能遭受经济损失，在食品、饮料、医疗等领域还可能面临人身安全风险。假货横行还会使市场陷入低质低价竞争，市场竞争秩序由此受到影响。
原创成果保护需要多方共同参与
知识产权侵权带来的影响，也落到创作者的日常工作中。编织艺术家、“一个碗”品牌创始人赵泽婉说，一件作品从想法、草图到样片和结构测试，需要投入大量精力，但作品在平台发布后可能很快被模仿。创作者不得不暂停工作、收集证据并考虑维权，创作节奏和心态都会受到影响，甚至会犹豫是否公开作品的形成过程。
丝巾艺术家、“玖章吉”品牌创始人葛洪明也提到，为降低设计被提前仿制的风险，他每年的贺岁款围巾通常临近元旦才正式推出。他的一款以八达岭为灵感的围巾，也曾出现图案花纹模糊、线条不清晰的仿制品。侵权由此影响的不只是销售，还包括创作者发布作品的时间和方式。
创作者如何主动保护成果？赵泽婉将其归纳为三个环节：首先通过照片、图像等方式为创作过程留痕；其次根据创作类型申请商标、外观设计等相应保护；在商业合作中，还要通过合同明确署名权、权利归属、传播方式和是否允许二次创作。葛洪明则表示，手稿、作品出处和创作时间点都可以成为维权证据。
知识产权保护也不能永远只靠执法。罗灿指出，对于公众而言，关键是让品牌和商标的价值、保护商标的原因，以及商标保护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更容易理解。只有创造性想法得到保护，人们才会受到激励，继续创造更多。臧宝清认为，消费者同样不是被动的商品和服务接受者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发现、举报侵权商品和主动拒绝假货参与治理。
近期，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的“一块玩真的”乐高集团商标及知识产权保护展，把正品识别、商标近似、版权和商业使用边界等问题放入互动装置，引导参观者从包装标识、积木凸点、产品编号等信息判断商品来源，让观众理解商标背后的品牌价值，从而增强商标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。
制度端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已经形成。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、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郭雯介绍炒股实盘配资，目前全国已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，为创新主体提供快速预审、快速确权、快速维权等服务。她表示，“十五五”时期将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，提高预审、维权援助和协同保护的质量与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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